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章诒和撰
说我和她没⼲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西，
像太
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強，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储安平诗·《自语》
储安平
在我所结识的⽗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1]。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亲（章伯钧）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
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
不在于自⾝。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949年的舂季，新政协召开在即。民盟总部（即民盟央中的前⾝）的人特别忙碌，也特别积极，几乎天天在⽗亲下榻的京北饭店113室开会。
4月9⽇下午3时，在这里举行民盟总部第6次会议。出席者有沈钧儒、⻩炎培、潘光旦、张东荪、曾昭抡、楚图南、千家驹、周鲸文、吴晗等，共29人。会议主席是⽗亲，会议內容之一是沈钧儒提议：共中指定《国中时报》
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应否接管，请予公决。经讨论，形成并通过了民盟决定筹办报纸、成立盟报筹备委员会等三项决议。要知道，民盟素有办报办刊的志向和传统[2]。早在（19）41年3月，民盟在重庆成立的时候，它的机关报《光明报》于9月即在港香出版，是由民盟委托梁漱溟一手
持的。
4月16⽇下午，民盟总部在京北饭店举行的第7次会议上，暂时负责《国中时报》报馆接收工作的胡愈之，做出书面报告说：《国中时报》不甚合用，请改为接收伪《世界⽇报》。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办报的事情有了进展。5月14⽇下午，在京北饭店113室举行了民盟总部第11次会议。这次会议就共中 央中统战部函请民盟接收伪《世界⽇报》的事宜，做出公决。在沈钧儒的主持下，经22人讨论后，通过决议如下：（一）由章伯钧、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严信民、谢公望、孙承佩等7人组织盟报筹办委员会；（二）盟报名称定为《光明⽇报》；（三）于5月16⽇接收报馆，6月16⽇出版新报；（四）开办费请府政拨款；（五）办报的政策与方针，另会讨论。
6月6⽇下午2时，在京北饭店113室举行民盟总部第14次会议。会上，由⽗亲、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拟就的《光明⽇报》组织大纲，经修正获得通过；推章伯钧、刘王立明、胡愈之、林仲易、萨空了5人，为社务委员会委员；⽗亲兼该委员会主席。
⽗亲说：“主民派的机关报，除了时事新闻报道，报纸主要是承担着以言论政的职责。”为此，他和萨空了等人建议成立一个《光明⽇报》言论指导委员会，并提议就这个委员会如何组织进行公决。这个提议也很快形成决议，并公推⽗亲、沈志远、⻩药眠、周鲸文、楚图南、胡愈之等9人担任言论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亲为第一召集人。
十天后，即1949年6月16⽇上午，国中 主民同盟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报》，出版了它的第一张报纸。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秘书长萨空了，总经理林仲易。
自由——这个概念的內涵对知识分子来说，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宝贵的。它们几乎与人⾝自由有着同等的分量，被一些人视之为生命。所以，当⽗亲得知作为⾼级知识分子政治派别的民盟能拥有一份报纸，且又由自己负责筹建的时候，其心情活像一个男人在筹办婚礼大典：
动、欣幸、亢奋，还有満脑子的盘算和设想。
单是“光明⽇报”四字报头的题写，就让⽗亲大费心思。他甚至叫⺟亲也来试写。⺟亲的字极好，连周恩来都知道。那时我们全家从港香抵京，暂住在京北饭店二层的一个套间。我记得⺟亲从晚饭后，就开始练写“光明⽇报”四字，⽗亲一直伺候左右，还让⺟亲拿出从港香带回的上等纸。每写一张，他就夸一句，可还是请⺟亲继续写，并说：“可能下一张会更好。”
我先守着桌子看，后坐在沙发上看，再后躺在
上看，再后便睡着了。这其间，好像刘王立明还来访，被⽗亲三言两语打发走了。等我一觉醒来，发现⺟亲还在那里书写，⽗亲仍在那里伺候。写着“光明⽇报”四个颜体正楷大字的16开纸张，铺満写字台、窗台、茶几、沙发、地板。我想去卫生间小手，竟连条路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光明⽇报”这四个字，⽗亲最终是用沈老（钧儒）写的，还是为⺟亲所书。但我知道反右刚结束，《光明⽇报》立即换了报头。
⽗亲常去报社开会。胡愈之、林仲易以及任《光明⽇报》印刷厂厂长费振东（费孝通之长兄）也都常来我家汇报工作。一天上午，⽗亲要到座落在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光明⽇报》社去谈工作。
我对⽗亲说：“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吗？”
⽗亲同意了，并⾼兴地说：“到了报社，你一个人先玩。等我开完会，带你去印刷厂参观，看看一张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
报社的会开得特别长，等⽗亲拉着我的手去印刷厂，已是近正午时分。我的肚子早就饿了，⽗亲请一位专门剪报的女工作人员到食堂，买了个⽩面大馒头给我。那馒头香极了，我边吃边走，随着⽗亲到了车间。⽗亲请作工人给我介绍印刷的过程，他自己则站在一边仔细翻阅着当天的《光明⽇报》，好像并不觉得饿。
家里的报纸有好多种。每当洪秘书把它们送进客厅，⽗亲打开的第一份，必为“光明”
（19）51年冬，民盟召开国全组织宣传工作会议，⽇程非常紧。⽗亲一定要大家参观《光明⽇报》，结果安排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们⽩天游览了颐和园，晚上仍被大汽车拉到报社，一个个疲惫不堪。唯有⽗亲西装领带，精神抖擞。在印刷车间，他还主动担任讲解。⺟亲说：“你爸爸为了自己的‘光明’，不顾他人死活。”
后来，有件事大大消损了⽗亲办报的热情。一⽇清晨，⽗亲还没来得及起，就接到上边的电话，说当⽇刚出版的《光明⽇报》有了大问题，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馆使的。⽗亲眉头紧锁，一声不吭，也没有去通部（⽗亲时任通部部长）上班，一连几天的心情都很坏。我很想知道报纸出了什么事，可一瞅⽗亲那张
沉的脸，便不敢开口了。
过了小半个月，《光明⽇报》的一个⼲部来我家做客，我趁机偷偷地问：“前些⽇子，你们《光明⽇报》出了什么大问题？”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
错误。有个重要新闻，是针对某个事件发表的两个严正声明——一个来自共中
央中；一个为各主民派央中的联合表态，它们均为华新社的通稿。《光明⽇报》把主民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一，把共中的声明放在了头二。这就出了大
子，上边命令追回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必须要像《民人⽇报》那样，将共中列在前，主民派摆在后。
我搞不懂，为什么主民派的报纸，非要和共中的报纸打扮得一模一样。我拿了这个问题又去问⽗亲。
⽗亲只是淡淡地说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却很惊异于我的提问。
此后，这份报纸的面孔越发地死板、难看。⽗亲去《光明⽇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却始终惦念着再去报社玩，还惦记着报社食堂的大⽩馒头。于是，忍不住问：“爸爸，什么时候去《光明⽇报》办公，再带上我吧？”
⽗亲答：“报社的大小事务，一般是胡愈之在管。”
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报》虽是民盟央中机关报，但它并非属于民盟，是由共中直接揷手的，属于意识形态。
（19）56年4月，⽑泽东在共中 央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家百争鸣。
6月的一天，李维汉把⽗亲、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央中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共中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文汇”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在国中，似乎再也没有比政策的变动，更能调动人的情绪。⽗亲、罗隆基、史良等这样一批久立政坛的人，也不例外。顷刻之间，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自由理想被发出来。为速加民间办报的步伐，就连一向对立的章（伯钧）罗（隆基）也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识和行动的一致。
会上，李维汉说：“既然要恢复‘文汇’[3]，那就把‘教师报’改过来吧。”
⽗亲不赞成，说：“如果恢复，就恢复‘文汇’的本来面目。”
奋兴的罗隆基则在会下让徐铸成、浦熙修主动出击，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汇”复刊的打算。就在罗隆基和徐铸成、浦熙修筹划复刊《文汇报》的同时，上边传出消息，大意是说：《光明⽇报》既为一个主民派的机关报，除社长章伯钧挂名外，负责具体报务工作的总编辑也应由主民人士担任。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亲得知这个消息，舒展的心境好似清露明月一般。他毫不避讳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跑统战部。不少职务安排的是叉员。现在，主民派政治自由，组织立独了，我们內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主民派要有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几天后，⽗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这是⽗亲自掏
包的家宴。别看这三个人，均无官职，但⽗亲把他们视为贵客，特意叫洪秘书事先把拟好的菜单，拿来过目，改了又改，掂量再三，并叮嘱厨师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领。⽗亲在饭桌上告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共中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文汇”、“光明”的民营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明”“文汇”做为主民派报纸，民盟去办。
⽗亲兴⾼采烈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
，《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家百争鸣，《光明⽇报》今后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又说：“非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际国方面，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家国的新闻，在国內方面，也不要和报一样。”
⽗亲的这番话，给了徐铸城极深的印象；萧乾对満桌的饭菜赞不绝口；而储安平则向徐铸成详细询问了《文汇报》编辑部的组织情况，外派了多少记者，还打听了海上关于电影的讨论情况，徐一一作答。
⻩酒一坛，佳肴几味，觥筹错本为联络感情，疏通关系。他们之间似乎不用联络与疏通，彼此就很融洽了。与此同时，似乎每一个人都窥探到共产办报政策的松动，为国中⾼级知识分子展开的动人图景。大家无不为此而奋兴。
我家的规矩是大人请客，小孩不上席。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了这三位贵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储安平。他面⽩，⾝修，美丰仪。记得一个海上资本家的大姐小曾告诉过我：无论男女，如果其侧影很好看，那他（她）就是个真正的美人了。储安平的侧影，很美。
饭毕小憩后，客人告辞，大家漫步庭院曲径。⼊夜时分，暑气全消。微风解愠，又送来花的芬芳。萧乾、徐铸成走在前，⽗亲与储安平行于后。
⽗亲轻声对储安平说：“老储，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如果请你来办《光明⽇报》，能从九三过来吗？（储的工作关系在九三学社）”
难以置信的储安平，怔住了。夜⾊里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闪烁。
这一刻“两张落叶，偶尔吹在了一起。”
而这一刻，也悄然开始了储安平的人生厄运。
（19）57年1月22⽇，民盟央中在⽗亲和罗隆基的主持下，接办原属于民盟京北市委编印的《争鸣》月刊，并将其学术争鸣刊物，改成政治刊物，实施他们“以言论政”的办刊方针。不久，在民盟的中常委人选增补会议上，⽗亲提议储安平接替胡愈之任《光明⽇报》总编辑[4]；提议千家驹担任民盟央中《争鸣》刊物的总编辑。海上《文汇报》复刊，经与罗隆基商议，决定由罗隆基负责，徐铸成出任总编辑。
会后，⽗亲⾼兴地对别人讲：“以后，我要多管点《光明⽇报》了！”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到⽗亲书房去问候他，只见紫檀雕花书桌上放着一册⻩⾊封面的新书，书名是《疆新旅行记》。打开扉页，上面用钢笔写着：伯钧先生指正，落款是储安平。
我问：“储安平到底是个什么人，是个作家？还是个办报纸的？”
⽗亲说：“应该说，两个⾝份他都有。但他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办的一本叫《观察》的杂志。”
我家里订阅和赠送的杂志极多，其中的一本叫《新观察》，却不知还有个《观察》，遂问⽗亲：“《观察》是什么？”
“我带你去看《观察》。”⽗亲一边领着我去南书房，一边说：“这是解放前两、三年在国统区出尽风头的一个政论刊物。因为它是纯民营的，所以保持着超派的立场，有一种在野论政的特⾊。在国民一专政的条件下，储安平能以批评府政为业，为言论界开辟出一条道路，是非常不易的。说他是国中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过份。这也是我最看中的地方。”
南书房是⽗亲蔵书的一长排南房。这里的书架顶天立地，其中的一间房內，蔵有几乎全部的民国期刊。⽗亲爬上为专门拿取顶层图书而作的木梯，从许许多多的老旧期刊里取出一摞《观察》递给我，说：“你拿去读吧。”
从蔵书房出来，⽗亲拍着⾝上的灰尘，说：“储安平是海上光华大学毕业的。我原以为他是罗隆基的生学。今天才知道，张东荪教过他，而努生（即罗隆基）在光华教书的时候，他已不在学校了。他去英国留学，还是张道藩指示江苏教育厅给予的资助，后来，张道藩又继续资助过他。”
我大为诧异，道：“在学校读鲁迅的文章，老师告诉我们张道藩是坏蛋，反动透顶。他还破坏徐悲鸿的家庭生活。”
⽗亲笑了，说：“千万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这其中包括老师讲的和报上登的。”我特爱⽗亲，也特听他的。
⽗亲又说：“你知道吗？储安平还是个美男子呢。”
“真的？”我记起从玻璃窗看到的那个侧影。
说到男人的相貌，⽗亲的兴致
⾼。他说：“共产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周恩来。国民里有三个美男子，如汪精卫。主民派也有三个，如⻩琪翔。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
“爸爸，在这九个人里面，谁最漂亮？”
“当然是汪兆铭啦。我们的安徽老乡胡适自己就讲过，一定要嫁他[5]。”
“那汪精卫漂亮在那儿呢？”我问。
“在眼睛。他的眼睛不仅漂亮，而且有侠气。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个新派诗人[6]说的。我看，储安平眼睛也有侠气。”
我又问：“爸爸，那储安平自己愿意到《光明⽇报》吗？”
⽗亲答：“《光明⽇报》很有昅引力，况且九三待老储并不怎么好，所以是愿意来的。听到这个调动，他很不平静，但又有顾虑，怕搞不好。我告诉他调动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向。因为人选虽由民盟的主席、副主席提议，但都要经过统战部点头，像报社总编辑这样的职务，还要通过中宣部。至于顾虑，无论来自业务工作，还是来自人事关系，都是可以慢慢消除的。我和民盟央中其他同志一定支持他。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我想还可以把（萨）空了请回到‘光明’，协助工作。”
晚上，我仔细品度《观察》。这本杂志的封面是再简单不过的，几乎就是一张⽩纸，素面朝天。可它的撰稿人，无不赫赫有名。从胡适到邵燕祥，国中当代文化才俊，被主办者储安平网罗殆尽。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进⼊它的视野。对家国出路，朝野风云，际国动向，社会事件，思想活动，生活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它都以知识分子一颗自由的心灵，做了观察与回答。
⽗亲走到我的书桌旁，见我翻阅《观察》，非常⾼兴地说：“那个时期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观察》都有报导和思考。所以，只要是个关心家国 共公生活的人，都爱看这个杂志。谁要查阅和研究那段历史，我看储安平的《观察》是必读之物了。现在，不要说是个人，就是机关单位主办的杂志，也难以做到。单凭这一点，你便不得不佩服储安平。”顿时，储安平在我心中，成了和极负才气的罗隆基对等的人物。
我不由得追问⽗亲：“⽩天，你和储安平还说了些什么？”
⽗亲说，他们会晤的时间不算短。老储的话少，他的话多。自己主要是详细讲述了在四十年代创办农工机关刊物《华中
坛论》时的体会，觉得当总编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才；二是可以肩负起政治责任。
别看⽗亲没有直接办报，其实，他和储安平一样，对办报、办刊，也怀有一股持久的热情。我记得（19）56至57年那段时间，⽗亲在“农工”（即国中农工主民）也在改进宣传工作。主张內部办“政治通报”主张恢复解放前的杂志《华中
坛论》，还要把半月刊的《前进报》改为旬刊，再由旬刊改为周刊，将来再进一步改为报纸。
⽗亲说：“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每个主民派都要办一张报纸。遗憾的是“农工”不像民盟有这方面的⾼级人才。所以，因人手奇缺而迟迟没有行动。”
2月27⽇⽑泽东在第十一次最⾼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民人內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強调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家百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老人家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主民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
⽗亲奋兴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份传达了⽑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亲在民盟的传达稿，也异常奋兴，立即建议九三学社央中转发。
“舂⾊満园花胜锦，⻩鹂只拣好枝啼。”国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內心望渴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发了他们的望渴和需要。
不久，⽗亲约了萨空了，与储安平做了一次谈话。这次，储安平大概是有了接手“光明”的打算，便坦言办报的种种顾虑：既然归属于主民派的《光明⽇报》需要“放”的办报方针，那么“放”到什么的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的话，要不要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还仍旧停留在拥护“家百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有谁看？——这些顾虑不仅是总编辑面临的大问题，也是一个社长应该考虑的。所以，⽗亲和储安平都一致主张要向统战部讨个明确意见。于是，既是共中员也是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很快把问题汇报上去。
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于毅夫在3月26⽇专门写了书面汇报，把章储谈话內容报告给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胡乔木、周扬、李维汉及徐冰（即邢西萍）。据说，胡乔木一直很欣赏储安平的才⼲，竭力主张由他出任“光明”总编辑。
就在储安平心里早有了接任《光明⽇报》总编辑的底牌之后，九三学社央中也决定请他兼任“九三社讯”主编。接到这个任命，他想大⼲一场。这里，他有意借“社讯”主编之职，做“光明”总编的热⾝。但除此之外，他还存有一个潜在
望——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不过是央中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这显然较之前任《光明⽇报》总编辑胡愈之的地位，矮了一截。储安平素无纵他人的野心，却有着国中士大夫式的心态，懂得这个国度里职务与地位间的差异会给尊严带来的挫伤、乃至危机。为此，他必须付出才情学识与“以⾝殉道”之精神，求得社会应该给予的政治承认和相应尊重。有了这个潜因的存在，储安平对区区“社讯”投⼊大巨的精力和热诚，便是十分自然和能够理解的事了。
他到任后，便对九三成员说：“我要以⾝作则，扭转大家对社不关心的风习。”
他每周到九三机关办公两次，并事先打电话告诉既是好友、也是九三成员的袁翰青[7]、楼邦彦[8]，希望自己去上班的时候，他们也能去。
他参加社內各种会议。
他四处征求九三成员对“社讯”的意见。
他五次登门拜访许德珩，争取这位九三主席的理解和支持。
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编四期“社讯”陆续刊出《座谈贯彻“百花齐放、家百争鸣‘问题》、《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座谈⾼等学校的导领制问题》、《目前工程技术人员的几个问题》等大块文章。这些文章是在九三央中召开的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的。会前，他特意叮嘱记录：“要记录有思想、有见地的东西，一般意见，官样文章，就不要整理了。”会后，文章从开头的题目拟订到收尾的记录终审，他都亲自动手。
这几期社讯內容，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当代国中文化精英向府政提出的极富政治和科学的社会见解了。九三“社讯”在储安平手里摆弄了几下，便焕然一新。它的特⾊、鼓动及影响力，使储安平对自己实力和未来，有了信心。袁翰青对储安平三月內的成效，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九三央中力荐他做宣传部长。储安平自己也以试探的口气，向宣传部部长孙承佩[9]摸底：看看是否有意“让贤”然而，落花有意，流⽔无情。
他在九三施展的第一手，是那么的⼲净漂亮。可是，等他再想施展第二手、第三手的时候，就感到不是那么顺心应手了。这个感觉，首先来自许德珩的冷静与持稳。五次面谈，储安平从他那里既没有获得鼓励，也没有受到批评；对“社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是一种有顾虑的信任，有保留的使用。其次，在宣传部里，他大有势孤力单之感，在同级平辈当中，自己⼲得越
，周围气氛就越冷。再说，自己本来就不是九三学社的专职⼲部，怎能与那些各有一摊人马的长期经营者相比？主民派曾是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块净土，在踏⼊这块净土以后，储安平才渐渐明⽩：原来这里也害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通病——宗派情绪，家长作风，嫉妒心理，官僚⾊彩…
随即，他向许德珩提出辞职，并在“社讯”刊出“辞职启事”其实，递了辞呈的他，并非彻底失望，而仍是有所期待：期待着转机，期待着挽留。他私下打探九三学社內是否有人对辞呈表示同情，表示惋惜。他甚至想在“启事”里写上一句：今后适当时机，仍愿努力为社工作。“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在煌煌九三，他的请辞启事连同他这个人，像一张薄纸飘落在地，无声无息；堂堂宣传部，竟也无一人开口对他说点什么！更别奢望什么喝彩之声，青眼之睐。这次许德珩倒是痛快，以极⾼的办事效率，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三个月前，兴冲冲而来的储安平，很快地“从社讯主编的椅子上悄然滚下。（九三学社宣传部某负责人语）”
热⾎盈腔，无地可洒。难怪⽗亲说：“老储从九三到‘光明’，是憋了一肚子气的。”难怪他到了《光明⽇报》，便开始了狂疯的工作。
1957年4月1⽇，对储安平来说，是个永世难忘的⽇子。这一天，《光明⽇报》组撤消，他正式就任总编辑。储安平到任的第一件事，是向⽗亲请示报纸路线。二人经历不同，格迥异，但在办报的观点与认识上，一拍即合。
4月21⽇，⽗亲在家中的大客厅与储安平详细讨论研究了《光明⽇报》的改组、调整与格局等项事宜。
储安平先是向⽗亲请示“横排”、“直排”的问题。
⽗亲本来对文字改⾰就不満，曾对朋友发牢说：“改⾰汉字，这是共产不懂语言学。”故对储安平讲：“我看‘光明’可以恢复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
谈到改组版面和调整新闻，⽗亲的话就多了。两人从家里的客厅，一直谈到吉姆车內，二人同去报社。
⽗亲说：“解放前的报纸，以人为主，刊登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导，以事为主，忽略了人。而且对事的报导，也都集中在几个共产导领人⾝上。这样，报纸怎么能办好，家国怎么能搞好？‘光明’既为主民派报纸，就要增加主民派的新闻，这里既包括派的负责人，也包括派的基层。”
关于际国版，⽗亲也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储，不要只守个塔斯社，你要努力增加资本主义家国的电讯，如合众社、路透社的电讯，都可以发。总之，‘光明’是我们的报纸，我打算建议由八个派的精华人物，组织成一个顾问团。报社的大政方针，由社务会议和顾问团定。”
关于新闻报刊的宗旨问题，⽗亲解放前撰写的《华中
坛论》发刊词，很能表明自己所秉持的态度。他认为：“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強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在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尊重主民之精神，确立主民的作风，尊重异己，接收批评，取人之长，去吾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本刊愿力守此旨。”他又写道：“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生活之崇⾼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犯侵。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主民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这些文字，很能反映出既反对国民专制统治，又主张非暴力斗争的主民派的立场。⽗亲和储安平，前者经营派，后者经营文字，但都推崇主民政治。从前，他们是在旧权政下，以各自的方式从事主民运动；现在，他们不约而同地望渴在新制度下，继续推动主民进程。
接着，储安平叩响了在东⻩城附近的廼兹府胡同十二号朱红小门，这是罗隆基的住所。罗隆基与他是名义上的师生，故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要比和⽗亲的关系老多了。见面后，储安平迫不及待地把几天前，他和⽗亲对“光明”改版的思路及设想告诉了罗隆基。因为他深知罗在主民派和新闻界的影响力，自然很想获得他的首肯与支持。
等储安平的话讲完，罗隆基立即发表看法，说：“顾问团的办法好。章伯钧的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耝枝大叶。安平，《光明⽇报》恐怕要靠他不行，还得靠你自己。”
储安平靠的就是自己。他一生依附过谁？仰仗过谁！
建国后的主民派，应该做什么？——这是新权政下，主民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人言：今后的任务是政治学习；又有人言：是教育改造。⽗亲在民盟央中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搞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盟工作的重心，并说：“那样的话，我们的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
储安平极赞同⽗亲的观点，他说：“《光明⽇报》要成为主民派和⾼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发言，从政治上监督。”如果说，罗隆基、徐铸成、浦熙修办的《文汇报》，是要从新闻领域去实践⽑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家百争鸣”的话；那么，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报》则是想从主民派机关报的角度，来贯彻和尝试⽑泽东所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共中重提统战政策，于是，在恢复了活动的八个主民派內部，流行着这样的话：“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它幽默而微妙地传达出主民人士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对共中的畏惧心理。然而，一切畏惧都是先从不畏惧开始的。那时的章（伯钧）储（安平）就毫无畏惧地按照⽑泽东的方针，要从主民派对共产的监督上为《光明⽇报》作文章。他俩觉得这是又一次与共中合作，是又一次在关键时刻与共中风雨同舟。
勇毅、执拗和富于情气质的储安平，有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风。5月7⽇，他召开了全社大会。会上，他首先向全体工作人员阐释主民派在现阶段的社会作用，说：“主民派的作用是双轨的桥梁。所谓双轨，一是教育成员，一是代表主民派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监督共产和民人
府政。今天的报纸主要是在第二条轨道上起作用…。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主席说过，《光明⽇报》可以和《民人⽇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
继而，储安平提出了符合主民派机关报质的《光明⽇报》改版方案。其中以关于主民派的八点报导计划和四个具体做法为核心內容。第一，要求主民派的新闻，占每⽇报纸的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应庒倒其他一切新闻，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别人一个“主民派的印象”第二，对文教部门工作报导中強调主民派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基层活动及作用。他说：“例如京北大学主民派的成员，他们都是知名之士，他们过小组生活时，对学校提意见，就一定非常重要，可以多登。共产组织的活动，不是我们‘光明’的报导的责任，可以不登。”第三，強调对个人的报导、強调主民派成员的作用。储安平说：“在解放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我们可以从主民派这个角度登些新人新事。但是登主民派成员的活动，不能搞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导主民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导文教有关，有些主民派成员就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第四，即为储安平的本论点，強调主民派的监督共产的一轨作用。要求多发挥舆论的监督质，反映民人的意见。他甚至认为：今后写社论，要写“监督”的社论。
在报社，他几次重复举了一个新闻监督的事例：1955年城市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各报都登了来自华新社的一条新闻，解释原因，说明解决的办法。储安平说：“《光明⽇报》这样一个主民派的机关报，就没有必要也去登这么一条新闻。”
《光明⽇报》总编室主任⾼天（民盟成员、共中叉员）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向共中
央中宣传部联系？”
“我们主民派用不着。”储安平连问题的深浅都不想一下，便如此回答。
又有人问：“有些报导是否要权衡利害？”
他斩钉截铁道：“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为什么《民人⽇报》登的“光明”没有必要也去登？为什么只要是发生的事实，他不经请示就要发表？——因为储安平一向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说话，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公开讲：“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府政为职业的。报纸与派和府政存在着本的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的，和府政不许登。”“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目的在于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的事。”他说的这些话，在今天某些人听来，依然十分刺耳。不过，储安平讲的揭露和当权者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储安平所说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提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其中內涵着以揭露来促使和府政改进工作、纠正缺点的政治愿望和新闻观念。
“储安平为什么热心揭露？”我曾这样问过⽗亲。
⽗亲解释说：“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他是个自由人；在⾝份上，他算得是职业记者和报人。人的本加新闻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
那时恰逢共中向主民派提出“立独自主”的政策，对此，储安平有些将信将疑，故而言道：“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立独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
可以说，（19）57年舂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只⾝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记得⽗亲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天下’这三个字，最早由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时期。解放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
也就在储安平上任的这一天，⽑泽东经过数月的酝酿，由共中
央中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写得特别地好，那上面说：由于已经在国全范围內处于执政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庒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进行一次普遍的、深⼊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本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民人內部矛盾问题；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亲，都对⽑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共中执政的累累成果，也看到了重重失误。所以，⽑泽东登⾼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主民派的监督作用，要好好地帮助共中整风。
储安平得到⽗亲的同意，经过筹备决定从5月4⽇开始，《光明⽇报》分别在海上等九个城市，邀请部分主民人士和⾼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给共中提意见。于是，他普遍发送一次组稿信，发信对象是国全九个大城市的百余名知识分子。信中，储安平恭请每一位在《光明⽇报》发表“对家国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要“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在这里，储安平所说监督是有双重的：一是派的互相监督，即贯彻⽑泽东的统战方针。二是报纸的舆论监督，即张扬新闻的个与本质。为此，储安平自己亲赴海上。他还写了一个意见给出去的记者，让记者散发给被邀请的对象。在这个意见里，他指出“应当适当地估计被邀请的人士，平时是否意见较多及是否勇于发言”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开了20天。会上许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储安平觉得共产的“风”如要“整”好，当听取这样的意见；《光明⽇报》如要办好，当刊登这样的发言。所以，他认为九大城市的鸣放座谈会是成功的典范，⽗亲也极为欣赏。在座谈会上，一些人从法制的角度对肃反发表的意见，被储安平认为是最具建设的意见，也是最具价值的新闻。当看到编辑删去其中个别尖锐的字眼的时候，这个职业报人不噤惋惜起来。他说：“这些发言才是政治问题的通论，只有登这些通论，才能把《光明⽇报》办成知识分子坛论。”
5月25⽇上午，当他得知京北大学出现大字报的消息后，马上指派“腿快、眼快、手快”的三快记者，令其必须于当⽇下午赶赴北大进行采访。储安平希望这篇东西能成为《光明⽇报》的独家新闻。而且，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登的或不敢登的，他越想登。其眼光、心
、魄力、能力⽔平所构成的新闻职业的本能和素养，使自己全然忘记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及其后面的权力。
《光明⽇报》的版面、內容，变得有些新意和活力了。对此，储安平很得意，觉得办报就该是这个样子。他鼓励本社同志，说：“我们跑到《民人⽇报》的前面去了。”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格特征內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內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不知今天的学术界如何评价弗氏的动力格概念，但用它来解释储安平不惧对个人幸福自由的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的的行为，却有相符之处。储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所发的。因此，他本没有意识到一种大巨的危险正在等候着自己。况且，家庭出⾝、英式教育、职业生涯又使他具备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人格和在与他人竞争中肯定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是凭借他所精通的东西、他所能⼲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不可否认，储安平也有进取之想，有时还很強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取成功。这，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
⽑泽东说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我想：假如储安平真是资产阶级，那么其全部资产，不过是他有能力充任自己所期待的角⾊而已。
5月15⽇，⽑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共中⾼⼲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主民派和⾼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这边厢，主民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南中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主民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共中
央中的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主民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为了把昔⽇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泽东在海上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
敌深⼊，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共中
央中统战部组织、召集的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起召开的，先后搞了13次，邀请各主民派负责人和无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共中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亲不⼊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共中提提意见呀。”
5月21⽇，实在躲（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亲去了，行前还跟⺟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亲“给共中提意见”
⽗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各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亲说：“我的讲话不是凭灵感和一时⾼兴，所提意见也都不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改⾰体制，改善导领，在决策的主民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神情怡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如果说，⽗亲与会是中了⽑泽东“引蛇出洞”之计，那么，储安平6月1⽇在央中统战部的发言，则被许多人视为是“自投罗网”古人云：“志士不忘在壑沟，勇士不忘丧其元。”大概早有一种不怕脑袋落地、弃尸壑沟的气贯注于储安平的骨⾎，使他这样一个无权者连前后左右看也不看，利害得失想也不想，便直扑最⾼权力设就的陷阱。
储安平的发言是准备好了的。有稿子，题目是《向⽑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的通篇谈话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接受的导领。但是这几年来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导领
家国并不等于这个家国即为所有；大家拥护，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家国的主人。政取得权政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权政，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家国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国全范围內，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员的颜⾊行事，都要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家国大政上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走，但跟走，是因为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家国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家国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员。而在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源。是和非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国全的现象。共产是一个有⾼度组织纪律的，对于这样一个国全的缺点，和央中的导领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主席提倡能够和外人士组织联合府政。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央中
民人
府政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府政的样子。可是后来府政改组，华中
民人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央中
民人
府政的几个非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人士，是不是非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外人士，团结全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內和际国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和非的存在，就有和非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外人士热烈
这次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的导领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力量是这样強大，主民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今后怎样更尊重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国全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来考虑解决。”
在上为听政，在下为清议。如果不是极端的政治黑暗，国中文人士大夫一般不发动清议，而是采取上书和廷诤方式影响朝政。这是人治皇权社会表达政见的正常渠道，即言谏制度及传统。“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故“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谏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百折不挠，甚至冒死而谏，极具道义的感召力。储安平的“天下”之谏，如石破天惊，动撼朝野，在（19）57年国中知识分子政治大合唱中飙出了最⾼音。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民人⽇报》《光明⽇报》等央中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载。
⽗亲阅后，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和周公提的对央中
府政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內的许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难道没有一个主民人士具备副总理的才⼲？被尊为国⺟的孙夫人（宋庆龄）到了共产这里，连当个家国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央中委员。”
总之，无论是出洞的蛇，还是投网的鸟，他们在那样一个时刻，热情如此之⾼，乃至于让人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必须让当权者和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思想。事后，⽗亲恢复了清醒，即为储安平痛悔不已，抱憾万分地说：“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老储触犯的，乃是皇帝之大忌。”
此外，对于储安平的这个发言，还需要补充一个事实——
那是在5月19⽇的上午，储安平事先没有和⽗亲约定，便到了东吉祥胡同10号。
洪秘书对⽗亲报告：“《光明⽇报》的储先生来了。”
⽗亲说：“他来必有事，快请进来。”
储安平推开北客厅的绿⾊纱门，发现里面已是⾼朋満座，且都是农工的负责人，好像是在开会。虽然⽗亲对他做了介绍，但终觉不宜逗留，便退了出来。
⽗亲送他出客厅，问：“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要紧的事倒没有，还是想来谈谈‘光明’如何体现‘监督’的问题。”
⽗亲告诉他：“现在的‘光明’已大有改进了，民盟的其他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尽管⽗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而这时正是他在九三辛苦劳作却遭遇冷落的时刻。“古人谊断⻩金，心若同时谊亦深。”两厢对照，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所以，他不想去报社上班，想找个人谈谈，谈谈怎么把‘光明’办得更好。于是，来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罗隆基的住所。或许由于生学对先生的做派有些看法，二人关系一向比较疏淡。故罗隆基对他的到来，略感突然，但很。
储安平说：自己登门的原因是向他征询对《光明⽇报》如何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意见。后来，俩人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了共中
央中统战部的座谈会。那阵子，这个鸣放会是上层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外人士也以被邀请为荣。
罗隆基告诉储安平：自己在（5月）10⽇做了一次发言，但仍感问题没有谈透。比如，主民派如何才能长期存在？派若做到立独自主，需要创设哪些条件？他认为，现在的政体与某些制度，就有碍于主民派立独自主方针的实施。——说罢，罗隆基问：“你会不会参加座谈？”
储安平答：“如在九三，我被邀请的可能不大。现在到了‘光明’，情况则不同些。”
罗隆基听了，就像老师指导生学那样，向储安平建议：“你若参加统战部的座谈会，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呀。”
储安平立即想到改组后的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外人士的事，便问：“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提一提？”
罗隆基认为可以。因为共中对家国最⾼导领人的安排，在主民人士中是早有议论的。只不过这层窗户纸，无人去捅破罢了。
继而，储安平又说：“在人代会上，我还想提一提关于肃反运动的缺点，建议能否由人大常委会和国全政协联合检查一下，同时，被斗错的肃反对象也可以直接请人大常委会做检查。”
这番话，让罗隆基更觉奋兴。因为自⽑泽东兴搞各种运动以来、特别是肃反运动，他深感由于缺乏法律的程序和制约，而人权受侵、冤情无诉现象的普遍严重。故点头道：“这个可以谈。不过，关于宪法前言，你也可以谈（罗隆基对宪法前言的看法，详见拙作《一片青山了此⾝》）。”
人与社会——是人类政治的绝对主题。而储（安平）罗（隆基）二人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思维，都是在“人”的概念和“法”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都不能摆脫人权的观念和法律的形式。这也是任何一种质的府政，赖以存在的唯一原则。现在的国中既为共和国政体，那么政治上的改善，则必须摒弃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而強调这个“唯一原则”可以说，储安平的“天下”腹稿，正是在5·19的罗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
6月2⽇，即储安平发表“天下”言论之翌⽇，这是一个清新幽丽的清晨。庭院里的喇叭花顶着露珠儿开了，修长的柳叶在微风中摇曳。有着好心情的储安平按⽗亲约定的早8点，准时到了我家。
他跨进客厅，⽗亲了上去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发言很好。”
“要谈就谈大问题吧。不过，放肆得很。”显然，他已得知发言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对，
⽑蒜⽪的事在这样的会议上，就不要谈了。要谈就谈大问题。现在的人只能要房子、要汽车，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储安平告诉⽗亲：这篇谈话的思想要旨，曾和罗隆基换过意见。
“你什么时候见了老罗？”
储安平笑答：“就是前十天我来这里，正逢你会客。我从你家出来，便去了？兹府。”
“唔！”⽗亲回想起来了，忙道歉说：“那⽇，农工的同志来谈工作，顾不上你。”
也许是怕⽗亲误解自己和罗隆基有过密的联系，储安平解释道：“老罗和我有一层师生关系。不过，因为他有点架子，所以那天还是我二十年来第二次登门，而且两次都是为了报社的事。当然，我还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下‘文汇’的情况。”
章罗的矛盾在民盟几乎是公开的，⾝为老盟员的储安平自然很清楚。所以，他没有详谈和罗隆基谈话的內容，只是提到了罗隆基建议将陈新桂调到‘光明’，以加強理论力量。
⽗亲表示不同意，说：“陈新桂在民盟是专职⼲部。况且民盟央中机关里的理论人才本来就少。”
因储安平要求调人，⽗亲不由得想：是不是他在人事上有了磨擦，需要个帮手，便关切地问：“你在报社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储安平摇了头摇。
⽗亲说：“你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的。国中缺乏的是主民与科学。《光明⽇报》要以此为重点，多报导资本主义家国的科学技术新闻、主民
家国的社会的情况和我们的主民派活动。”
自打储安平来到“光明”从⽗亲这里得到的都是鼓励和支持。所以，他的点子就更多，⼲劲就更⾜了。他说：“从前《光明⽇报》不能立独办新闻；现在共中让我们自己搞。我们要搞，就要搞和华新社不一样的！”
他还告诉⽗亲：“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海上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委制的消息。”
⽗亲点头称道，且一再欣赏他的“就是和华新社不一样”的雄心与魄力。后又问：“报社的改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答：“我刚来不久，准备再等一等，弄清情况再说。”
⽗亲连连说：“好，好。⽑公在最⾼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委制要取消的事情。海上先走了一步。”
谈话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亲忽然想起一件喜事来，对储安平兴冲冲地说：“去年，我跟周公（恩来）反映的《光明⽇报》建新址的事情，统战部说有了初步结果。社址选在虎坊桥，要盖座和通部差不多的那样一座大楼。”
两人的心情极好，一起出了家门。⽗亲用车把他送到报社，自己再去民盟央中开会。在车上，⽗亲告诉他：“现在学校的情况很严重，胡愈之准备在6号这一天找几个教授座谈一下。”
储安平问：“打算请哪几个人呢？”
“听愈之说，大概要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伟长几个吧。”
⽗亲的话启发了储安平，他决定在6号这一天也开一个会，邀请八个主民派宣传部的副部长，专门座谈一下社论的问题。
（1957年）6月6⽇上午，章（伯钧）储（安平）两人分别在文化俱乐部和《光明⽇报》社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而他俩谁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在政治风云与报业生涯中的绝唱。
反右中被人叫做“六六六”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民盟央中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药眠六人为教授；另有章伯钧、史良、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此会的倡议者、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亲和史良主持。来自⾼校的教授们，一一介绍了校园內的情况。
费孝通说：“…听说北大有两个生学控诉在肃反中被斗错，听了令人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在我內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以表示态度。”
曾昭抡说：“国中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生学到‘五四’，都是生学闹起来的。过去以运动方式对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国中知识分子喜‘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不给…”
钱伟长说：“现在生学运动的特点是要找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以出子。近来有些生学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孩子不要闹事，我曾做过，但生学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生学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知识分子最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生学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员手里。”
⻩药眠说：“1953年以前主民⾰命阶段，和非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19）53年进⼊社会主义⾰命，实行产无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员可以信任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京北执行起来就成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言者慷慨，听者动，大家热⾎沸腾。⽗亲在深感形势之紧张的同时，倍感肩头责任之重大。他认为：形势的紧张是规律。此刻，主民派应该大力发展组织，提⾼地位，发挥作用；而共中则应该对主民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
最后，⽗亲讲了话。他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员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史也要修改，现在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在际国共运中，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国中的⽑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两个人谁正确？这两条路哪条畅通？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次整风运动，要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公一定是估计到的。主民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没有想到会犯这样多的错误…。”
与此同时，储安平在邀集的主民派宣传⼲部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对报社社论问题的看法。他说：“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的好话，歌功颂德。真正的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得到各主民派组成的《光明⽇报》社务委员会的支持。《光明⽇报》的婆婆多，八个主民派是八个婆婆，主民派有几百个央中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务委员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了。”
总之，这些“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的书生，要负戈前驱，披肝沥胆，与共中携手共度难关。其实，
浩淼之风华襟抱，汪洋恣肆之才情学识，已无一例外地被厄运笼罩。在他们的⾝后，也已是
弹飞越，飕然有声。
6月8⽇，《民人⽇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
⽗亲捏着报纸，读之再三。他也在想：这是为什么？
吃午饭的时候，接到储安平的电话。他说：“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亲想再说上几句，电话已挂断。
两点整，储安平跨进了⽗亲的书房。他神⾊严肃，又显得有些匆忙，连茶也顾不上喝，便说：“昨天，报馆有人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读了《民人⽇报》社论，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报》工作了。”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长”的信函递上。
接过一看，是亲笔辞职信，⽗亲哑然。
“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亲说完这话，储安平立即起⾝，告辞。
⽗亲执意要送至大门。烈⽇下，二人淡然一笑，握手言别。
整个下午，⽗亲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晚饭后，⽗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民人⽇报》社论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怈不満，并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
⽗亲归来，已近深夜。人刚睡下，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寂静之中，尤觉急促刺耳。接过电话，方知是浦熙修打来。
她的第一句话是问⽗亲：“储安平辞职的消息是真的吗？伯钧，你的态度怎么样？”
⽗亲答：“辞职是真的，但权不在我。将来要由社务委员会议论决定。”
浦熙修说：“《文汇报》的情况要比‘光明’好些。因此，还想约你写一篇关于联合府政的文章。”
⽗亲说：“我不能写了。”
“你能不能推荐一个人？”
“我一时想不出来。总之，要请对国中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铁崖[10]那样的。”
接着，浦熙修在电话里向⽗亲传递了两个消息：一个是说，她在南斯拉夫大馆使见到了周扬和夏衍。在大厅问他们二人当前的形势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搞鸣放？他们两个人都说，现在仍然是鸣放，政策没有变。另一则消息是讲她看了《这是为什么？》社论后，立即给陆定一打了个电话，不客气地问现在是继续“放”？还是“收”？陆的回答也是，我们还是“放”没有变。
浦熙修在电话中的讲话，语言虽简练，情绪却动。彼此都有不祥的预感。⽗亲非常理解，她关心“光明”是因为“文汇”与“光明”⾎脉相通，都是主民派的报纸。她关心老储，是由于她和储安平命运相连，都是报社的主编。然而，⽗亲还没有意识到：⽑泽东打击的目标乃是浦熙修⾝边的罗隆基、储安平背后的自己，和章罗所代表的国中自由主民派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政。
6月10⽇，⽗亲在民盟央中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的导领，损害的导领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6月11⽇一大早，⽗亲为商谈庆祝《光明⽇报》建社八周年的事情，驱车来到储安平的家。这是座落于⾩成门內大街的一个小四合院。去之前，⺟亲的侄女婿、供职于“光明”副刊的作家巴波告诉⽗亲：储安平的家，不大好找。听人家说它的对面，是个“正兴石油商店”找到石油店，便可寻到他的住所。
在不大的客厅里，他们开始了短暂的谈话。储安平情绪低落，对⽗亲说：“我已辞职，社庆的事就不要同我谈了。”
如此拒绝，便只有沉默。
在沉默中，⽗亲觉察到事态的严重已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噤为储安平的前途担忧起来。⽗亲终于开口，道：“老储，你的负担重不重？”
“不重。”
“不重就好。”⽗亲继续说下去：“人要碰到那么三种情况，就困难了。”
“哪三种？”
“一是⾝体不好，二是名利心重，三是有生活庒迫。遇到这三种情况，恐怕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听罢，说：“我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列。生活负担不重，孩子大了，经历半辈子，名利心也淡泊多了。”
有了这样的答复，⽗亲稍感放心。但转而又想：储安平隐退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好呢？沉昑片刻后，又道：“老储，今后可以超脫一些，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国中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话说到此，⽗亲心中自是一阵辛酸。
储安平觉得⽗亲是在替自己寻找后路，且态度至诚。便也问道：“伯老，我如果搞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亲说：“现在国中共产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一是农民问题；二是生学、包括知识分子问题；三是经济建设中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共中自⾝的问题。比如，原来是科员，⼊了，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了，要做处长；处长要做局长，局长等着做部长。一万多员，都要成了家国公职人员。共中的政机构庞大，而且全部家国化。这个政制度问题，靠教育员是不能解决的。当然，世界上许多家国都实行政政治，但家国內部与政，员与员官之间，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家国却是这么一种关系，的确少见。老储，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可以研究。”
储安平点头却无语。尽管⽗亲说的这番话，他是同意的，但心中清楚——自己辞职后能否从事研究工作，已不是眼前这个社长所能决定的了。
对⽗亲的到来，⾝陷危难的储安平是很感的。他感到今后不会和章伯钧发生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但他们的友谊有可能持续下去。
⽗亲回家，一再叹息道：“可惜呀，储安平。有些素质是要与生俱来，无法培养的。”
6月11⽇，民盟的《光明⽇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确实是‘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是‘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6月13⽇，⽗亲在《光明⽇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共中 央中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4⽇晚，民盟举行央中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史良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民人反社会主义的。她说：“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报》总编辑，是国全
民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华中
民人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家国
导领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国全
民人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国全
民人所拥护爱戴的⽑主席和周总理，诬蔑⽑主席和周总理有‘天下’的清一⾊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国全
民人对导领我们的和⽑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民人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史良继而指出：对⾝为《光明⽇报》总编的储安平的“天下”发言，⽗亲作为《光明⽇报》社长，应当负有政治责任。她还把6月8⽇晚上⽗亲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揭发，一句不拉。
举座怵然而惊，⽗亲也傻眼了。
6月15⽇，《民人⽇报》《光明⽇报》《京北⽇报》《国中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亲惊骇不已，万不想⽗亲⾝处凶险之境，还在对外人掏心挖肺。⽗亲也后悔莫及，万不想告密者竟是私甚笃的史良。而史良的这篇谈话是拿储安平开刀，为的是打开针对章罗的民盟反右运动的局面。她的強硬讲话在无形之中，从一个法学家立场把储安平的言论定为：有罪。刹那间，恶风扑面，惊雷炸顶。整个形势在这样一群书生眼前，变得狰狞恐怖。
情温和的史良在亮出铁手腕的一刻，储安平就掉进了恐怖的中心。我放学归来，从⺟亲那里已经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来不及做功课，便先去书房看⽗亲。他一人独坐，表情茫然又凄然。
我走到⽗亲的⾝后，摸摸他的头发，俯耳问道：“爸爸，你说胡风，储安平真的会成为历史人物吗？”
⽗亲从头上握着我的手，说：“会的。现实是卢郁文得势，储安平倒霉。但现实的东西往往不可靠。爸爸很替储安平难过，爸爸对不住他。因为他不调到《光明⽇报》，就决不会惹上这场祸事。”
6月15、16⽇，《光明⽇报》连续两天，举行了社务会议。在章伯钧、储安平二人要不要在《光明⽇报》检讨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家国的好。”他又批评⽗亲，认为在储安平向其请教办报路线问题的时候，说话相当随便，以至于助长了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发展。章乃器最后说：“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兴。”
随即，《光明⽇报》刊登了《章乃器最近几天的谬论和错误态度》的大块文章。揭露他在社务会议上的反动言论。这时，储安平、章伯钧成为一个政治警示信号：谁替他们说话，谁就是他们的同类。
此后，⽗亲和储安平各自挨斗。
储安平在九三央中斗得很苦的事情，是⽗亲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储安平被民盟看中调到“光明”任总编，几乎就等于是对九三的背叛。而当时他在九三所受歧视，现在也就成了某些人自诩左派的资本。在统战部的指挥下，九三学社联合《光明⽇报》在11月24⽇、25⽇、28⽇举行了千人批斗大会，系统揭批储安平。先后发言者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九三导领人的许德珩、孙承佩“光明”的负责人常芝青，还有九三学社里的知名科学家，如茅以升、严济慈、裴文中、薛公绰等也纷纷表态、亮相。会议场面浩大，气势汹汹。可以说九三的这个会，是八个主民派搞批斗的顶级之作。
储安平做了题为《我的检讨》的检讨，承认了“天下”是对的恶毒攻击，承认了自己在“光明”的所作所为是一系列的反活动。检讨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检讨“天下”言论；第二部分检讨在“光明”的工作；第三部分梳理思想源。他的检讨，条理清晰，轮廓分明；不像⽗亲那样大包大揽，全部吃进咽下。他的检讨，不推卸责任，不拉扯别人；不像罗隆基那样东拉西扯，拖出一大堆。他的认错，尽管达到共中要求的⾼度，但态度适中，分寸得当，不像⻩琪翔那样自责不已，痛哭流涕。
11月12⽇，⽗亲和储安平同时被民盟央中免去《光明⽇报》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亲扳起手指一算：储安平在“光明”总计工作68天。
1958年1月，储安平被戴上反反民人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也从《光明⽇报》弄回九三央中。
那时，我正痴
于李少舂和他的京剧《野猪林》、昆曲《夜奔》。
“按龙泉⾎泪洒征袍，
恨天涯一⾝流落；
专心投⽔浒，
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
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
到如今，做了叛国⻩巾，背主⻩巢——”
声音清越，动作飘逸，一座空舞台充満了凄楚悲凉。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这个扮相俊朗，人生命运直起直落，起落之间没有圆滑，没有缓冲与下坡，极峭极美的林冲，就是我们的储安平了。
⽗亲和储安平一别，就是三年。这三年，国中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进⼊了大饥荒。一⽇，也是右派夫
的《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来家闲坐。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吃喝来。⽗亲说，自己如今每月配有一斤猪⾁，二斤蛋；⺟亲说，她每月配有一斤⽩糖，二斤⻩⾖。
一口四川话的邓季惺告诉⽗⺟：“你们两个晓不晓得？按现在的说法，配⾁蛋者被称作⾁蛋⼲部，配糖⾖者叫糖⾖⼲部。”并指着⽗亲说：“你是右派当中唯一的⾁蛋类。李大姐（即⺟亲）、我和铭德都在‘糖⾖’之列。”
她的话，让⽗亲听得哈哈大笑。
聊了一阵，⽗亲大概觉得陈邓二人对新闻界有所了解，便问邓季惺：“你可知道储安平的近况？”
邓季惺说：“我们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她的眼睛一亮，说：“许德珩不就住在你家的旁边，不出百米。你如问他，定知详情。若自己不便出面，来个迂回，让李大姐去问劳君展（许德珩夫人），不也可以了吗？”
⽗亲摇头摇。在我的记忆中，章、许两家似乎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但我至今也不知內中有什么原因。邓季惺答应⽗亲，再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储安平的近况。等了数⽇，没有回音。
一天清早，⽗亲又提起储安平，对⺟亲说：“既然打听不到老储的近况，健生，你去看看他吧！”
⺟亲立刻去地安门食品店偷偷买了些⾼级糖果、饼⼲。因怕洪秘书看见后密告，便蔵在⽗亲的书柜內，和明版书放在一起。
第二天下午，去了。储安平的家已从⾩內大街搬到了棉花胡同。
⽗亲一直在客厅呆坐，连书都看不进，等着⺟亲带回消息。⺟亲回来，⽗亲见她一脸的平静，他的心才稍稍放下。
⺟亲去卫生间洗脸洗手，⽗亲眼巴巴地跟在后面，问：“你看到人了吗？情况怎么样？”
⺟亲去卧室更⾐，⽗亲还是紧巴巴地尾随于后，忙不迭问：“他怎么样了？家里的人还好吧？”⽗亲像个孩子一样，⺟亲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安稳地坐在客厅沙发上、⺟亲才说端详：“储安平开门，发现是我的时候，居然⾼兴得不知所措。拿出家里最好的绿茶，请我喝。一再问伯老好不好？⾝体怎么样？我说，伯钧在所有朋友里面最惦记的是你，也最对不住你。他早就想来看你，只怕再连累你，所以先让我来探望。储安平听了这话，很感动。他说，谢谢伯老的关心，自戴上帽子以来，与民盟的人、和‘光明’的人，再无联系。他也不想看那些人的嘴脸。”
“他现在的生活情况呢？”
“我问老储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还好。虽然工资降了很多，但现在的⽇子过得简单，没有太大的开销，自己也节俭惯了。谈起⽇常生活，老储说：‘李大姐，我带你看一样东西。’说完领着我出了北屋，来到院子的东边。原来这里盖了个小羊圈，养了些羊。有两只是⺟的。”
说到这里，⽗亲听不下去了。他起⾝，望着窗外，不噤叹道：“共产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共产给你事情做了吗？”⺟亲反问了一句，
⽗亲的情绪猛地烈起来。他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喊着：“我是老头子了，可安平还不到50岁！”
客厅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
没过几天，储安平自己来了，算是回访吧。他登门的时间很早，是提着一个橄榄绿、子型的铝质⾼筒饭盒进来的。
“老储，你好吗？”⽗亲大喜，握着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且将他从头打量到脚，再从脚打量到头。
“我很好。伯老，你呢？”
他们寒暄过后，储安平一面请⺟亲赶快拿个牛
锅来，一面对⽗亲说：“这是我拂晓时分挤的羊，特别新鲜，特意请伯老和李大姐尝尝。”
⽗亲见储安平气⾊不错，双眼仍有光泽闪动。
“你现在每天做些什么？”⽗亲问。
“两件事，读书，喂羊。”
⽗亲笑着说：“好。这样可以‘养吾浩然之气’呀。”
“伯老，你现在不也有条件养浩然之气吗？”
“不，养浩然之气，一是需要有富裕的时间，这个，我有。二是需要悠闲的心境，这个，我大概是不会有了。”
“为什么？”储安平问。
“我的心境是无法平复的。反右之于我，决非是一点人生意失、进退无路的遗憾，而是从此有二十万个右派（那时⽗亲以为右派有二十余万）的⾝家命，庒在了我的心上。”
储安平劝慰道：“伯老，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哇。谁都明⽩，事情的责任在共中。你自己的⾝体要紧。”
⺟亲端上热腾腾的羊。这⾊极好，随着腾腾热气飘溢而出的芳香，令人想起嫰草青芽、山岚⽩露和晨光熹微。为了助兴，⺟亲还烤了两片义利⽩脫面包。
⽗亲连喝了两口，说：“很好喝！不仅新鲜，气味也是好的。我喝羊，还是生平第一遭，谢谢你。”
⽗亲的赞美，令储安平非常欣慰。⺟亲也说好喝。
在我看来，储安平的这个举动一如他在三十年前，从西湖装了一袋桃花，寄给徐志摩。实在是太有诗意了。
“你们这样爱喝，以后，我还会送来。”储安平像个牧羊少年，奋兴不已。
⽗亲忙摆手，道：“千万不要再送了。你能来这里，就好，比送什么都好。”
储安平问：“伯老，你家的客人少了，还能习惯吧。”
“客人不但少了，而且都是清一⾊。”说着，⽗亲用右手做了个戴帽动作。
储安平会意地点点头。
⽗亲突然笑了，说：“老储，你猜，现在和我往来最密切的人是谁？”
储安平闪动着那对灵活而有侠气的眼珠，说：“你的社范围广，我不好猜。”
“是努生，你想得到吗？”
储安平大笑，摇着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亲说：“过去，说章罗联盟是活天冤枉，现在是实事求是了。用叶笃义的话来说：‘自章伯钧因储安平的发言稿，向罗隆基道歉[11]后，如今两人是⽔啂融般的亲密。’不过，我们谈起具体问题，还是联盟不起来。”
“努生的脾气，不知改了些没有？”
“还是那个样子。他现在一个人，⽇子比我寂寞多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他若见到你，想必也会⾼兴。”
储安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却突然问：“有个叫李如苍的，伯老认识吗？”
“认识，认识，还很
呢。老第三成员，⽇本留生学，浙江人，做过旧察警局长。解放后因为同康泽[12]的关系，成了历史反⾰命。有了这个⾝份，在农工（即农工主民）把个候补中委也搞掉了。他处境窘迫，我却无法相助，但一直和他保持往来。”
储安平叹道：“解放后，你能和他这样的人保持往，已算难得。如苍每次提及，都很感念。”
⽗亲问：“你怎么会认识他？”
储安平说：“国全政协在京北西南郊的一个叫模式口的地方，搞了个劳动基地。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大多是右派和历史上不大⼲净的人。九三央中第一个点了我，还有楼邦彦，农工里面就有李如苍。我和如苍两人，分配的劳动任务是放羊。工作累是累，要弄饲料，要扫羊圈，夜里有时要起来查看查看。但是，每天我与他为伴，与羊为伍，在山坡上或坐或躺，晒太，望浮云，谈轶事。虽不是灯下敲棋，窗前展卷的文人生活，但可宠辱皆忘。那些山羊很可爱，尤其是⺟子间的慈爱，像图画一般。羊羔一旦跑远了，⺟羊就要急急地呼唤。那些⽑茸茸的小羊羔，四脚几乎一齐举起来，朝⺟亲飞奔过去的样子，是很动人的。相处时间长了，对它们很有些感情。
“如苍懂得不少，四书五经不必说，什么国中医史，金匮，⻩帝內经，巴甫洛夫⾼级神经活动，临朝不理政的⽇本天皇，曹禺戏剧，周贻⽩戏剧史等等，他都有所涉猎。我看他这个旧察警局长，比我们现在的安公部长、局长的文化修养都要⾼。和他相处有话可谈，也融洽。我们都是江浙人，回忆起江南风习，童年趣事，说得津津有味。如苍的生活能力強于我，处处照料我。他每次回城，都要从家中带些自制的沪江小菜，像罗卜⼲炒⽑⾖。我问：‘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搞来？’他总是说：‘你就放心吃吧。’我们住的地方嘲
，他还教我练气功，说这叫以內御外。可惜，我始终未能学会。久而久之，我们成了朋友。从模式口回到机关后，我也只与他往来。如苍住什刹海，银锭桥侧，是个好景致。我从棉花胡同出来到他家小坐，等于散步，锻炼⾝体了。”
⽗亲告诉他，自己情况也有和他相似之处。过去最为接近的人，大多疏隔了。
“伯老，记得57年夏天，你在我家里的谈话吗？”
“记得。”
“那时，你劝我超脫一些，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现在我已经做了一半，另一半便难了。自己也没有这个心力。”
⽗亲点点头，说：“是的，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深⼊研究国中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这个情况，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你现在除了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唉”⽗亲长叹，道：“反右以后，偶遇周恩来。他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或搞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后来，我读到国全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张文⽩（张治中的字）的一篇东西。在他笔下，叙述长沙大火一事，我数了数，不⾜二百字。把这样的回忆文章留给后代，还不如不写。关于翻译黑格尔，我过去是一直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每逢出国，必购其书。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现在虽有时间，却怎么也翻译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关资料？”
“不，老储，还是我刚才说的心境问题。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老昑杜甫’很有道理。”
接着⽗亲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揷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
储安平头摇，说：“英国诗歌的⾼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他们还谈到九三、民盟及农工三个派导领人的变情动况，彼此一经介绍，大致相差无几。靠反右起家的人，都⾼升了。
储安平说：“孙承佩当上了秘书长，成为九三的实权人物。学习会上常点我的名，批判‘天下。’”
⽗亲听罢，笑了。说：“这和我们民盟的胡愈之，一个样子了。他两个都是共中员。所不同的是，胡愈之原来的地位就⾼些，故能一步登天，当上副主席。孙承佩只好先当一阵子秘书长。他只要听共中的话，当副主席是迟早的事情。”接着，⽗亲又向他打听九三划为右派的薛愚、袁翰青、楼邦彦的近况。“君看今⽇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民盟、农工、九三，别看还是主民派的那块牌子，但內里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大。
想到这些，⽗亲不胜喟叹：“政治运动，⼲部下放，思想心，大跃进，共公食堂，这哪里是共产说的百炼成钢，我看是百炼成灰。人成了灰，主民派也会成灰。不信，我们等着看，早晚有这样一天。”
储安平不无忧虑地问：“伯老，我们今后又会如何？”
⽗亲眯
着眼，望着窗外的槐叶柳枝葡萄架，说：“拖，混。在无聊的⽇常生活中，拖下去，混⽇子，也许是你我这样的人未来的出路。”停顿片刻后，又以低沉的语气，道：“老⽑欣赏秦始皇，而秦始皇是个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文人士大夫的独裁者。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时局发展当有一个充⾜的估计。”但他怎么估计、也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文化大⾰命。
储安平告辞，⺟亲把洗⼲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
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姐，你放进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天刚送来两斤油小点心，是康家用侨汇票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点心是和储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兴呢。”⺟亲的脸上堆満了笑容和诚意。
⽗亲在旁边揷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个女贵族。”
储安平这才接过了饭盒，说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门。
⽗亲兀自站在冷风里，好象储安平从他的心肠上，系了一绳索。走一步，牵一下，牵得他心痛。
晚上，⽗亲对⺟亲和我说：“我这辈子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能，帮助储安平只能是送他几个油小点心！”
话刚落音，⺟亲的眼圈便红了。
又过了一段⽇子。我放学回家后，在自己的书房读小说。不一会儿，我家的保姆关嫂递来一小杯。
我问：“怎么今天下午不喝红茶啦？”
关嫂说：“这是你妈特地给你留的。”
“是牛吗？”
“不，好像是羊。”
我把小说甩在书桌，大喊：“妈妈！”
妈妈被我的叫喊吓住了，忙跑过来。既惊且喜的我，端着杯问：“是不是储安平送的？”
“是的。看你上次那副遗憾的样子，这次我特意给你留了小半杯。”
“今天没有多少课，我要是在家就好了。”
⺟亲说：“你在家。爸爸也不会让你去参加他们的谈话的。”
“为什么？”
“因为储安平这次来，谈的是关于自己的家庭婚姻。”
⺟亲不说则罢，经她点题，我便非要问个清楚不可。
⺟亲告诉我说：“储安平原来的子，是他在光华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婚后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后来这个夫人病故，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子读书上学。他的事业心強，社会活动多，虽独⾝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做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13]。’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的宋希濂？（1959年）老⽑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
⺟亲说到这里，我已完全能想象他们谈话的气氛和情景。
我深知，⽗亲素来不大看得起国民的降将。（19）59年庆国十周年大庆特赦的消息发布，就引来他的満腹牢。说⽑泽东对现实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搞得战犯比文人香，屠夫比书生好。而此刻，一个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人格侮辱和一个男人所不能容忍的生活犯侵，同时降临储安平的⾝上。政治上被剥夺的人，外部世界充満的危险、敌意和孤立，本已十分痛苦。但为什么继政治遗弃之后，再须经历一次生活的遗弃？在社会丧失之后，还要再来一次家庭丧失？
⽗亲说：“在国中一个人政治上失势后，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活下去。而储安平不仅仅是失势。”
⺟亲又讲，储安平见⽗亲那样地难受，反倒安慰起他来，说：自己不要紧，事情也已到了尾声。
分手时，储安平说：“有如苍在，我们还能互通消息。”
他们短暂的会面结束了。可一连数⽇，⽗亲是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又值细雨漫天，寒风砭骨，心绪至为恶劣。我去书房看他，常见书摊放在那里，人却目定
翕，面作青⾊。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一⽇下午，家里来了一个⾐著朴素，相貌堂堂的男子。从他说的一句“章伯老”三个字音里，即可断定是江浙人。
⺟亲对我说：“他就是李如苍。”
李如苍告诉⽗⺟：“储安平正在理办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要求。法院的同志讲，储先生不是资本家，哪有许多的积蓄。最让人难堪的是，这女人还住在储宅。宋希濂的进进出出，就在老储的眼⽪底下。”
后来，李如苍又来我家，告诉我的⽗⺟说，那女人已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強多了。
储安平——这个报人、作家，依旧每⽇放羊、喂羊，每月到九三领一份工资，参加学习，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他有头脑，但社会不要他思考；他有精力，但家国不要他出力；他有才能，但权政不要他施展。
⽗亲愤无比：“对我们的处分，哪里是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生命力正在受到犯侵。”
1966年的夏季，生命力受到犯侵的右派，面临的是毁灭。
产无阶级文化大⾰命在⽑泽东的策划发动下，似烈火在整个国土上熊熊燃烧。《民人⽇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一篇篇社论，有如一把把⼲柴，把火越烧越旺。
⽗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老⽑是个最善于、也最乐于运用暗示的人。我们往往从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点用心。”又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他忧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谁抢了他的金椅。这个运动，说是文化⾰命，我看还是围绕着那把金椅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亲非常瞧不起⽑泽东这种算老账的做派，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脚，还是个农民。”
很快，文化⾰命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头，游街，抄家…京北陷⼊红⾊恐怖。安天门前、金⽔桥畔的宗教式的朝见，是⽑泽东梦想了很久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现实。坐在家中的⽗亲得到这些消息，头摇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共产估计⾼了，把⽑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闹了一场李自城进京北。面对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的遏止。共产在政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遗。老⽑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舂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下属连想也不敢想的话，那么他制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难以纠正的。这场⾰命，可谓毒痛天下。不说祸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大概是疯了。”
学医的⺟亲则讲：“他肯定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8月24⽇，红卫兵闯进了家门。东西是能砸烂的，都砸烂；能拿走的，都拿走。人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当⽗⺟被关在小屋，吃着甩在地上的窝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听朋友的情况。⻩绍竑自缢⾝亡，章乃器惨遭毒打，刘王立明、叶笃义、刘清扬关⼊秦城监狱等消息，一件件传来。其中惟独没有储安平的下落，⽗亲焦忧万分。
后来，只是听说他一遍遍地挨打，家里抄来抄去，破败不堪，更无人相扶相助。他实在受不了了，便逃到九三央中，请求组织收留。获此消息，⽗亲大感不妙，因为农工央中对收留的右派，就有半夜毒打的事情发生。⽗亲估计九三对储安平，也绝无仁慈可言。
大约是9月上旬的一天拂晓，晨星尚未隐去。忽然，有人轻轻地按了两下电铃。⽗⺟从这有礼貌、且带着胆怯的铃声中揣测，来者可能是朋友，而不是进驻家中，夜间外出鬼混拂晓回来的红卫兵。⺟亲开门，来者是李如苍，且神⾊慌张。
李如苍见到⽗⺟铺在地上的被褥和凌的杂物，眼圈有些嘲。
⽗亲急问：“如苍，红卫兵也去你家了？”
他来不及回答，便说：“伯老，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
小屋的气氛，骤然紧张。
⽗亲用试探的口气，怯生生道：“是不是老储出了事？”
李如苍点点头，说：“我每天五点多钟起，必出门，沿着什刹海转一转。今天也是这样。可是我刚要开门，便发现脚跟前有一张纸条。好像是有人从门里塞进来的。”说罢，遂从⽩衬衫的口袋里，掏出咖啡⾊漆⽪小本递给⽗亲。小本是1950年第一届国全政治协商会议发给每位委员的《国全委员会手册》。⽗亲把小手册打开，菗出夹在当中的一张小纸条。
纸条洁净，为⽩⾊，有二指宽大小，是对折起来的。⽗亲双手打开字条，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用钢笔写的，未署⽇期，字不潦草。
李如苍问：“伯老，你看他能走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收留他呢？”
“你收好。”⽗亲把字条还给李如苍，痴立于窗口。
以巾拭泪的⺟亲，哽咽道：“我们在这里挂念，他却不知飘零何所？听说溥雪斋离家出走时，⾝上还带了十斤粮票，七块钱。他带了什么？”
屋外，一片浅红粉⾊的马樱花，开始败落。偶有小鸟飞来飞去。而屋里的人，个个心如秋千，摆不止。我想：以一个字条和朋友告别的储安平，此时或许会在天边咏唱他的《自语》诗。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強，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亲真的是“一万分的失神”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如苍，他不是出走，而是去死。”
“那字条是什么意思？”
“那字条是向你我诀别。”
李如苍听了这话，真是“一万分的慌张”急匆匆道：“他是不是昨天半夜把字条从门里塞进来后，就投了什刹海？”
⽗亲仿佛从惑中猛醒过来，走到李如苍跟前，说：“快，快回去，守着什刹海。如苍，死也要见尸呀！”说罢，⽗亲已是老泪纵横。
李如苍收好字条，出了家门。他走了两步，又跑回来，低声问：“伯老，要不要把字条的事，告诉九三或民盟？”
“不！”⽗亲表情冷峻，口气决绝：“人活着的时候，他们都不管；现在，还会管吗？再说，主民派还有能力管吗？”
“那么，要不要告诉街道、出派所或安公局？”
“不！”⽗亲依旧是冷峻的表情，决绝的口气：“共产，你不要它管，他也会管的。”
李如苍走了，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他便偷偷跑到东吉祥胡同10号，对⽗亲重复着一句同样的话：没有见到储安平。
⽗亲⾊如槁，心如灰。而在他內心深处，是很钦佩叹羡储安平的。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亲始终确信他的死，并说：“储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适应奴役，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死亡在他看起来像是得救，他是被共产制造的恐怖吓坏了。所以，不但要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痛苦，他还要用这样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严。再说，储安平已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吹灭生命的残焰。”
许久，⽗亲枯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我的小愚儿，你的老爸爸也早已是无事可做了。”我一头扑进⽗亲的怀里，大哭。
储安平之死，是我在1966年冬季从成都偷跑回家后，由⽗⺟亲讲述的。听着，听着，我的灵魂仿佛已飘出了体外，和亡者站到了一起。
我独自来到后面的庭院。偌大的院子，到处是残砖碎瓦，败叶枯枝，只有那株马尾松依旧立。走在曲折的小径，便想起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储安平：面⽩，⾝修，美丰仪。但是，我却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储安平的死境。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会不会像个苦僧，独坐⽔边？在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断绝一切尘念之后，用手抹去不知何时流下的凉凉的一滴泪，投向了的湖⽔，河⽔，塘⽔，井⽔或海⽔？心静如⽔地离开了人间。总之，他的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的死法与⽔有关[14]。绝世的庄严，是在权力加暴力的双重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顽強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动因，决非像某些人口袋里揣着手书“⽑主席万岁”的字条，以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亲看法的：死之于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证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过“死亡”的镜子，我欣赏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国中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満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国中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解放前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解放后的储安平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人，过去为数不多，今天就越发地少了。
任何愿望都带着这个愿望的反面，当这个愿望本⾝消失了的时候，它的反面可能还活着。《光明⽇报》不再属于主民派。可⽗亲到死一直都自费订阅《光明⽇报》。我不明⽩这是为什么？或许为了储安平；为了他俩一度携手在“光明”
⽗亲曾经让我替他到虎坊桥，看看新盖好的《光明⽇报》大楼是个什么样子？里面的办公条件好不好？
后来我去了，严肃的门卫问：“你找谁？”
“谁也不找，只是想进去看看。”
“不行。”
我没有告诉⽗亲自己被阻在门外的情况；而我至今也未能了却⽗亲的这桩心愿。
⽗亲去世后，⺟亲继续自费订阅《光明⽇报》，一边看，一边说：“怎么比《民人⽇报》还难看了。”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座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満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国美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国美。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即指我⺟）。”
我把这个消息转述给⺟亲。⺟亲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1990年5月，⺟亲病逝。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李如苍的那个咖啡⾊漆⽪《国全委员会手册》，里面没有那张绝笔小纸条。
李少舂也已去世，但舞台上仍有《夜奔》。不管谁演，不管是舞台演出还是电视播放，我必看，看必想念储安平。
储安平没有安息。他正在复活。
2002年1月于守愚斋